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几年间迅速在全国展开。针对当时农村形势，1982年中央发出第一份以“三农”为内容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进行了肯定。
1983年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进一步肯定。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及，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具体提出了延长土地承包期等举措。这一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对农村工商业的发展进行鼓励。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社队企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
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而提出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个别品种外的统购派购制度，赋予农民经营自主权。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并提出要增加农村投入。
1988年至1997年，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得到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得以推进，但农村改革进度变缓。农村改革的滞后致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1997年至2003年间，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速大幅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2003年还出现了全国粮食产量罕见下滑的严峻局面。
对此，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历史性地提出“两免三补贴”，即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给予农民粮食直接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至此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历史性地提出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这一年的一号文件中还明确提到，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这一时期我国进入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着力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三农”投入首次强调“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首次提出要在3年内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首个以水利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定位，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要求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
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发展进入历史最好阶段，粮食产量实现历史罕有的“十二连增”，但与此同时，相比其他国际农业强国，我国农业生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等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2013年至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围绕农业现代化进行部署。其中，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补贴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家庭农场”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土地制度、农村金融等三方面的改革做出深度规划，强调市场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表述被首次写入文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