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弯道超车”

　　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提到，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对于精准医学的长远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分子肿瘤学研究室吕有勇指出，精准医学包括了以基因组学技术为核心的多学科融合。这意味着，精准医学更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引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心主任康熙雄认为，首先要做好相关资源库、数据库建设。“目前中华民族全基因测序的资源库非常不成熟，需要完善巩固。”其实，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对大多数疾病、地区、人群队列的数据库和样品库建立给予了重点投入，也建立了中华基因库。这为精准科研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资源基础，社会与企业应积极加入其中。

　　国家精准专项罕见病首席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张抒扬认为，集中数据库资源，需要打破传统观念，既发挥个人的病例挖掘潜力，又要克服数据私有化界限，建立起科研资源统筹机制和联合攻关模式。

　　有了数据库，还要有懂得利用数据的人。不少专家担忧，人才缺乏或将成为精准医学科研的最大短板。一位海外华人流行病学专家说，检测之后要有精准分析，才能真正发挥优势，而在我国，数据分析、医学兼通皆精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

　　“30年前，中美在基因检测领域的差距不大，但美国很快将基因检测定为临床专业，开展专业培训，建立相关准入、管理体系。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作为基础课开展，停滞在大学实验室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遗传与基因组医学中心主任祁鸣介绍，美国曾经也出现过混乱，但随着各州对相关检测人员培养、资质管理的规范，慢慢就步入了正轨。反观我国，基因检测项目、机构、人员五花八门，水平参差不齐，全国受过专业训练的解读人员不足百人。虽然各类培训班层出不穷，但依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培训、认证、监管的健全临床体系。

　　“国内同行跟我交谈，总爱问美国这边有什么新技术。好像技术是中美的最大差距。”供职于美国梅奥诊所的王维平副教授直言，这其实是种误解，中美最大的差距是管理的规范化。加大精准医学的基础建设，首先要将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化管理贯彻始终。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曹雪涛看来，较之美国每年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大手笔投入，其在精准医学的投入相当有限。奥巴马其实是抛出一个概念，让大家重视这个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应平均使力，要准确定位、突出特点、重点突破，牵住“牛鼻子”，成熟一个抓一个，形成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牛鼻子”在哪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敏认为，精准医学是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源泉，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是“精准”的强大助力，大数据技术应成为着力重点之一。

　　“癌症诊疗是精准医学的主战场，但人们为什么谈癌色变？是因为难以早期发现，等发现时往往已进入肿瘤细胞扩散的高速公路。”清华大学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负责人罗永章建议，精准医学一定要避免只在疾病末端打事倍功半的战役，而要将重点放在早期预防上，提前布局，加大对患病率高、进展快、早诊难的癌种的肿瘤标志物研究。

　　在研究支持、经费投入方面，罗永章建议有抓有放、分类多样化支持。比如，在企业感兴趣、回报率高的科研领域，就让市场机制起作用，政府注重引导；在市场不愿进入的投入高、回报慢、对国民健康影响大的领域，发挥政府经费作用，重点支持。

　　曹雪涛则建议，精准医学要和药物研发联系起来，注重实用性，特别是在新靶点、生物标志物的寻找、产业化方面，畅通产学研及药审通道，然后再和大规模临床转归、药物分析结合起来，加强现场干预。“这才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契机。”

　　吕有勇认为，发展精准医学，必须最大限度地克服行政管理干预过多和错位的问题，行政管理应以科学、合理的法规、政策、管理规则和保障措施的制定为主要职能，并监督其实施；应逐步淡化行政主导评审的操作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立项和评估机制，探索以国家或国际品牌实验室为统一的评价方式和机制。同时，加强第三方监督和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

　　吕有勇认为，精准医学研究需要有机整合，学科发展需要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特别要注重边缘科学和学科群的发展。目前的学科建设存在较大的片面性，特别是如何与企业合作，需要认真设计，并对现有的模式与方案进行评估。

　　对于精准医学在科研和应用领域的泛化，曹雪涛认为，对于前者，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要支持其在重大研发专项评审、咨询方面发声，对相关学科科研走向给予引导。对于应用的泛化，他认为，疾病与环境、个人行为更有关系。有易感性，未必一定得病。现在很多健康咨询走入误区，把本该属于告诫性的指导作为精准医学的牟利空间，对此必须加以管束，决不能让医学的泛化影响甚至决定个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