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源花椒的种植史达千余年而不断，绵延的生命力中也刻下了起伏的痕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樱桃的引种，当地花椒种植面积连年萎缩。对于当地椒农来说，这是一本关系到日常生计的账簿，说到底也是他们对于自身生活的谋划。外来品种大樱桃与当地特产花椒之间的这场“角逐”仍未终止，但独属于汉源本地的风土和物候决定了花椒的收缩必有自己的底线，从河谷退出，最终在高海拔的山坡上站稳——难以完全被市场改写的是一个地域的味觉底色。花椒地改种大樱桃
已经进入冬季，头一天，清溪古镇后面的泥巴山上刚刚飘过一场小雪，染白了山坡上的灌木和杂草；古镇街道上也洒下零星的雪花，转瞬即逝，空气却突然清冷了许多。古镇北门，始建于唐代的拱形门洞四周青砖剥落，蓬蓬干枯泛黄的荒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城门内侧靠东的石头台地上几棵簇拥生长的花椒树却依旧泛着绿意，细长的枝条斜身在一旁石阶的上方。石阶两侧各有一座青灰的瓦房——“沈黎汉源古，严道蜀山遥”（明代杨升庵《相公岭》），在镇西的108国道修通之前，这里曾是茶马古道翻越泥巴山后通往清溪城内的枢纽位置，进进出出的商旅、背夫、马队为这里带来了千年繁华。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西川节度使韦皋为抵御吐蕃、南诏大军进犯，兵发清溪（时名黎州），首筑城垣。治军之余，韦皋在北门外五里许，开凿海棠池，引山水其间，环池遍植海棠与芙蓉数百株，并在池中建摇香亭，春秋之际，于此飨宴宾朋幕僚，品茗赏花。此后不久，至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清溪花椒首度列为贡品，送进皇室，此后历经千余年而不断。
解放后，随着汉源行政中心的南移及108国道的修通，清溪古镇内逐渐冷清下来，北门内曾经的喧嚣商铺已沉寂为寥落的普通民房。而清溪作为千年贡椒的原产地，四周山坡上的花椒树却依旧是解开其千年历史的味觉密码和文化通道，并在古镇百姓的唇齿间流溢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底色。
就像有风吹过，这样的味觉密码也正在时间的廊道中摇曳不止。中午时分，周大姐拿着铁铲走下北门内的石阶，大红的围巾、通红的脸庞、爽朗的笑容，背后城门残破、荒草丛生。今年早些时候，她刚刚铲掉了北门外山坡上自家果园里的花椒树，改种大樱桃（车厘子）。已经剪过枝，周大姐利用雪后的闲暇时间去果园里平整道路，希望来年大樱桃丰收的季节，有采摘的游客上门。
老百姓心里的一本账
在汉源这个“花椒之乡”，周大姐改种大樱桃的步子已经迈得有些晚。从汉源新县城前往清溪镇的途中，大樱桃早已遍布沿线村庄的路边、沟坎和房前屋后，而在十几年前，扮演这种装点家园的角色还非花椒莫属。
谈起这一点，汉源县花椒局局长胡文也有些无奈：“大家种植花椒积极性不高，这也是市场作用下老百姓自主选择的结果。”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以2012年为例，大樱桃70多元一斤，亩产400多斤，每亩收益在3万元左右；而当年，新鲜花椒每斤8元左右，每亩收益不超过4000元；与大樱桃相比，花椒树长满针刺，采摘更加困难；而随着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增多，花椒采摘需要雇佣人手，劳务费、交通费加上饭费，每斤采摘成本就要五六元钱，“而这些年人工成本又在不断上涨，现在每天100元都不好找人了”。
汉源燕山红合作社是当地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生产合作社，种植品种既有花椒，也有大樱桃。从2008年成立以来，合作社内的大樱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而花椒却有所萎缩。合作社负责人朱贵荣也把大樱桃和花椒此消彼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收益的巨大差距，“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账，不是单靠鼓励就能解决的”。他同时补充说，随着花椒树种植年份越来越长，单一作物差不多吸收尽了土地里的营养元素，“这既增加了施肥成本，又使土壤中所含病菌的比例升高，所以近些年花椒病虫害普遍增多。新种植花椒，必须要对土壤进行消菌杀毒。而大樱桃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却更能适应目前的土壤环境”。
近些年，花椒的价格不断上涨，比如今年新鲜花椒已经卖到12-15元，而干花椒的价格也已经从2012年的40元左右上涨到今年的80元至100元，有些包装精美的干花椒甚至能卖到150元左右。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年，大樱桃的价格也处在上涨期。作为一种从欧美引进的果品，大樱桃更受市场的欢迎。而且很明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每家每户每年花椒的用量有限，而水果却完全不同”，朱贵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