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多年的“号贩子”顽疾与互联网时代愈演愈烈的“网络医托”现象，在近期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涉医公共事件背后不时浮现，成为“新医改”攻坚阶段无法回避的热点问题。
“‘号贩子’只是一个抢红包的。”听到八部门联合下文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的消息，何敏（化名）脱口而出。
作为浙江一家二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长期关注医改的何敏觉得，“号贩子”其实是从患者手里抢走了国家提供的普遍医疗福利，医生并未因此获得额外收益，却往往背负了最终的骂名。
5月3日，国家卫计委等八部门联合制定的《集中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八部门决定以优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为重点，在全国联合开展一次专项行动，吹响整治“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的集结号。
存在多年的“号贩子”顽疾与互联网时代愈演愈烈的“网络医托”现象，在近期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涉医公共事件背后不时浮现，成为“新医改”攻坚阶段无法回避的热点问题。
屡攻不下的医疗领域顽疾
2016年初，一段东北女孩在北京市广安门中医院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其实黄牛许多行业都有，最典型的就是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但当医院号条这种涉及生命健康的资源被用于倒卖盈利，更容易刺激人们的道德神经。”何敏很无奈地说，作为一名医生，他陪家人去大城市医院看病时也曾找过“号贩子”，“时间往往对于病人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大城市，多滞留一天就多一天生活成本，更会延误诊治。”
正如本报记者此前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所述，“‘号贩子’年年都管，今年的势头更加猛烈”。实际上，医院“号贩子”已经存在至少20多年了，“医托”出现的历史也不短，卫生和公安等部门也曾多次下大力气整治过。
据《光明日报》1998年7月的报道，早在当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就曾针对北京同仁医院的“号贩子”进行了集中打击，抓获一批倒号的不法人员。在2002年的暑期行动中，东城分局又在同仁、协和两个医院查获“号贩子”65人。
最大的一次全国性行动出现在2005年10月，当时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中医药局4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一场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的专项执法行动，并让公安机关根据需要在医院设置警务工作室，开展现场打击，当时仅北京一地就查获“号贩子”“医托”681人。
打击力度越来越强，然而“号贩子”和“医托”并未因此消失，反而“与时俱进”。2010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启动“晨锋”行动，共抓获“号贩子”、“医托”等违法人员194人。
2014年4月，上海捣毁当时全国的最大“医托”诈骗团伙，抓获易斌等160名涉案人员；同年8月北京警方也在收网行动中，抓获“医托”诈骗犯罪嫌疑人113人。
面对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型“号贩子”，2016年2月，北京甚至动用了“打黑刑警”来打掉一个利用微信群抱团倒卖医院就诊号的团伙，抓获团伙成员29人。
“‘号贩子’这个事反映出的是优势医疗资源的稀缺，以及医疗实际价值与就医价格的差距。”何敏认为，“医疗决策太需要专业知识了，光靠搜索引擎和网上聊几句很难作出准确判断。”只要患者无法从正常渠道便利地获得平价、优质的医疗资源，“号贩子”和各种“医托”就有其生存的空间。
分三阶段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类似打击行动不同，今年的专项行动涉及部门之广、设定目标之明确、措施之全面，都显示出这是一次从国家层面向“号贩子”和“网络医托”发起的“总攻”。
这份行动方案由国家卫计委等8部门联合制定，与11年前的全国性行动相比，这次增加了中央综治办、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和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4个部门，从治理层级、治理手段和覆盖范围方面均得到了显著加强。
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力量，重拳出击，严防严打，对‘号贩子’予以有力查处打击”；第二阶段“注重标本兼治，持续查处打击‘号贩子’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排查清理医疗相关网站，查处虚假宣传行为；梳理医院管理漏洞，完善相关制度并推动落实，加强号源供给和管理”；第三阶段“曝光典型和重大案件，将专项行动中一些好的工作机制固化成为长效监管机制”。
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近期目标以治标为主，围绕社会关注热点，以医疗资源集中地区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对重点城市重点医院的“号贩子”打一场“集群战”，围剿通过互联网散布的“号贩子”“医托”等有害信息，坚决遏制“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猖獗势头。中远期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完善落实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医疗机构广告宣传行为，斩断“号贩子”和“网络医托”利益链条，铲除“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生存土壤。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郑雪倩认为，我国宪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对于人民健康来说，医疗卫生尤其基本医疗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这次从国家层面统一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就是要维护患者就医的权利，恢复正常的就医秩序，让老百姓得到公平的就医机会。
监控代挂号网站 建“号贩子”黑名单
这次行动方案提出了许多具体工作措施，包括每月集中警力组织一次对各重点医院及周边的统一整治行动；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利用信息系统统一严格管理挂号加号；加强监控，搜集“代挂号”网站，研判整理互联网“号贩子”和“网络医托”有害信息链接、关键词；完善重点医院驻院民警制；建立“号贩子”黑名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等。
“该想到的基本都想到了，具体（效果）要看贯彻落实（情况）。”郑雪倩表示，与2005年的全国专项执法行动相比，这次行动方案更加具体和细致。她认为，除了堵住漏洞，方案中也注意了疏导需求，比如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同时建立统一信息平台有序加号。
在医疗信息系统行业浸润多年的肖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技术上堵死网上“号贩子”的生财漏洞是可行的。
“许多医院虽然有网络挂号平台，但实际上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而且是免费预约，实名制形同虚设。”肖军说，“号贩子”可以用他人证件甚至伪造证件在网上抢号，在找到买号患者后，利用退号后的时间差，用患者本人信息抢回来。这次行动方案提出“与公安机关身份认证系统联网”“建立预约挂号预付费、退号随机投放等制度”，可谓是精准秒杀。
在郑雪倩眼里，“网上‘医托’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也不知道对方是医疗机构还是公司”。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对采取雇佣“医托”等不正当方法招揽病人的医疗机构，探索纳入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加强惩戒。
郑雪倩认为，可以参照目前法院对黑名单中“失信老赖”的限制性规定，对“号贩子”和“医托”从限制消费、贷款、开办公司等方面予以限制。此外，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可以参照倒卖火车票入刑的做法，将“号贩子”和“医托”的行为，从追究倒卖票证、非法经营、诈骗等刑事责任入手予以打击。
整治堵漏 医改治本
在郑雪倩眼中，完全靠遏制“号贩子”和“网络医托”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有先通过对“号贩子”“医托”现象的治理堵住漏洞，同时加大制度建设，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真正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号贩子”和“网络医托”的生存空间。
对此，她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并结合各省市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统一规划，从省、市、县到乡镇农村，各级医院和医疗系统内部先实现级级联动，层层负责的接诊、会诊和转诊制度；社区医疗机构能从上级医院获得医疗资源支撑，大医院也可开互联网门诊平台包括APP提供咨询。这样就不用让患者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从基层开始逐级找医院，从而减少“号贩子”和各种“医托”的活动空间。
二是加快医生人事制度改革，促进人员流动，寻找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的人事制度，比如医生可以采取相对固定的签约制，可以组建自己的医护团队，多点执业。
三是鼓励社会办医。鼓励有财力的个人或企业自愿资助医院，或建立真正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国家给予免税。形成公立医院和符合政府要求的民营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盈利性医疗机构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格局，增加全社会的医疗资源供给。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分级诊疗要让基层医生有积极性看病。她认为，要让基层医生有积极性看病，关键在于管理上的放权和收入分配，再配套其他一些措施，如提高医保病人基层报销比例，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大医院支援基层、优质资源下沉、签约服务等。只要基层医院医生有积极性，是有办法把一部分病人留下来的。
作为一名几乎全年无休的基层一线医生，何敏对于人事制度改革深有期盼体会，在他的印象中在他看来，“全国基层医生收入的绝对差距并不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收入还能算是中等偏上，而到了经济发达地区，就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他解释说，医疗是个流动性很少的行业，很多人都在一家医院干一辈子，因为除非跨地域流动，通常医生跳槽并不会增加多少收入，而且往往也只能在同级别医院之间流动。
只有医生“活了”，医疗资源流动起来了，何敏眼里的“资源稀缺”问题才有望解决：“如果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的优势医疗资源，谁还会千里迢迢跑到大城市去找‘号贩子’和‘网络医托’呢？”
